1946年8月，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，贺晋年接到中央军委的调令，从晋察冀军区所在地张家口出发，长途跋涉前往东北地区。他此行的任务是接替方强担任合江军区司令员一职，而原司令员方强则改任军区政委。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深圳十大配资公司，这两位军事将领密切配合，带领合江军区部队在剿匪斗争中取得了重大战果。但令人费解的是，在贺晋年后来撰写的回忆录中，却对这位曾经并肩作战的搭档只字未提。
贺晋年出身于陕北红军，在抗日战争期间一直留守后方，肩负着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要使命。自1936年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，他就开始负责当地的剿匪工作。与那些在前线与日军浴血奋战的将领不同，贺晋年在这段时期积累了丰富的剿匪作战经验。抗战胜利后，他跟随贺龙将军转战晋西北，随后又调往张家口工作。正是在张家口任职期间，他接到了调往东北的紧急命令。当时东北的北满五省虽然是解放区的后方，但匪患异常猖獗，特别是与国民党军队暗中勾结的土匪势力活动频繁。鉴于这一严峻形势，中央决定派剿匪经验丰富的贺晋年前往合江军区主持剿匪工作。
展开剩余71%当时合江军区的剿匪工作已经持续了八个月之久。虽然方强率领部队取得了一定战果，但谢文东、李华堂等四大匪首依然逍遥法外，土匪势力虽遭打击却仍有死灰复燃的危险。1945年底方强接任合江军区司令员后，立即着手扩编部队和剿匪工作。在他的领导下，军区部队从最初的800人迅速发展到9000余人，累计歼灭土匪7000多人。然而由于始终未能彻底消灭四大匪首，加之根据地建设不够稳固，严重影响了土改、征粮和扩军等工作的开展，这些都给前线作战带来了不利影响。
方强长期从事政治工作，在部队政治建设方面经验丰富，但在剿匪作战方面确实存在实战经验不足的问题。因此中央决定派贺晋年空降合江军区，以加快剿匪进程。贺晋年到任后，立即与合江省委书记张闻天一起，对剿匪方针、部队扩编方式和作战战术进行了全面调整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方强与张闻天最初到合江时，考虑到当地匪患过于严重，张闻天曾被临时派往刘贤权领导的牡丹江军区工作。虽然牡丹江同样面临土匪问题，但形势相对缓和。直到1946年5月，张闻天才正式到合江任职。根据刘英的回忆录记载，张闻天对合江军区此前采取的剿匪方针和扩军方式持有不同意见。他认为这些土匪并非普通匪徒，而是具有政治背景的政治土匪，不能简单地通过招降纳叛来扩充部队，这种做法会导致部队成分复杂，埋下隐患。实践证明，这种收编的部队很容易发生叛变。张闻天主张剿匪工作应该以军事打击为主，借鉴抗日战争时期边拉边打的策略。但方强制定的作战方针已经党委批准实施，这意味着贺晋年和张闻天需要推翻既定政策，重新制定新的战略部署。
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，贺晋年与张闻天对合江军区进行了全面整编。他们不仅加强了军区机关建设，还重新划分建立了四个军分区，并从其他军区调来一批经验丰富的军政干部充实力量。在作战策略上，他们采取猛追猛打的战术，不给土匪任何喘息之机。由于兵力不足，贺晋年还特意向359旅旅长刘转连求援，借调了两个团的精锐部队，其中包括一个机动性强的骑兵团和一个战斗力过硬的步兵团，同时还将谭友林等得力干将调来协助剿匪。
在这段关键时期，贺晋年全面负责军事指挥工作，方强则主要主持军区后方建设。经过半年的艰苦作战，到1947年2月，合江军区基本完成了上级下达的剿匪任务。随后，两位领导相继调离，奔赴新的工作岗位。
多年以后，贺晋年和方强都撰写了个人回忆录。贺晋年在《贺晋年深山剿匪记》中详细记述了自己的剿匪经历，方强则在《红军战士话当年》中回顾了自己的革命生涯。按理说，作为曾经并肩作战半年的战友，他们的回忆录中应该会提及对方。但贺晋年的回忆录中对这位搭档只字未提，而方强虽然提到自己改任政委、贺晋年接任司令员一事，但也只是轻描淡写地带过，对具体的作战细节和两人之间的互动几乎没有任何描述。这种刻意的回避深圳十大配资公司，让外界对这两位曾经密切合作的将领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诸多猜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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